王博：心之逍遥与形之委蛇——庄子思想全生的主题

其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家庭部门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改善，举债意愿明显提升。

总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锚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提升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理解认识。新的经济形态必然呼唤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特征，也对形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一系列标准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诸多亟须解答的新课题。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强数据的标准化和兼容性建设，明确市场主体合法合规采集和配置数据的边界，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数据的配置效率。当前，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不仅要重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新机遇，也要避免数字经济时代城乡居民在设备、服务、知识技能等方面出现新的数字鸿沟，要及时调整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重点，使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红利。例如，平台组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如不加以规范和监管，很可能出现无序扩张和平台垄断的现象，妨碍公平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认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不断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加快建构中国自主数字经济知识体系，努力培养面向国家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如何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能够解答的问题。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自由权利还给个人。

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

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在过去的社会里婴儿死亡率高，生一两个儿子还是不够安全。

《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背景是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原始境况，一个浇水浇园，另一个耕田。其风险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来的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家所建立的寒窖来保障未来。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

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西方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教会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

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

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朋友说，为了家族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于人一辈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是婚姻，这决定你一辈子要跟谁生活、跟谁一起生子女。

这种研究发现不奇怪，实际上，在一百年前，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可能不到100个。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松下正治从血缘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团从1673年到现在有好几个掌门人不是三井家族的，丰田汽车也是这样。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

如果由自己的亲子接班，儿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没有能力，企业长不了。但是，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用不着为了身老病残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经济需要越来越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好。

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保护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

成家是生产意义上的结盟，借此保证彼此的劳动优势能可靠地发挥，让产量高、产出不确定性低。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